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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田野调查拓展《更路簿》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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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访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研究人员王利兵

  海南有个潭门镇。历史上,渔民从潭门港出发,驾驶着单桅或双桅的木帆船往来于潭门与西沙、南沙群岛以及西沙、南沙群岛与东南亚之间,使广阔的南中国海成为渔民群体互动和文化交流十分频繁的区域。潭门渔民因此被认为是目前中国唯一一个连续开发西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的渔民群体。

  在潭门开展田野调查期间,王利兵经常听当地人这样说,“没有我们潭门渔民,就没有中国今天的南海”。2012 年6月,国务院批准设立三沙市。根据规划,三沙市分别在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设立社区和行政村。当前,在西沙群岛驻岛生活和生产的居民一共有200多位,这些居民中间的绝大多数都是来自潭门。除此之外,当前在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开展实际生产作业的渔民也都是来自潭门。昔日扬帆南海的潭门渔民,在闯荡万里海疆时,手里无不有一部《更路簿》。《更路簿》,又被称作南海航道更路经、更路传、水路簿、驶船更路簿、南海更路簿等,是过去海南东部沿海渔民航行南海的“指南针”,分为口传和手抄本两种。

  王利兵于2013—14年间在潭门开展田野调查期间,一共搜集到不同版本的手抄本《更路簿》十余份。他认为,《更路簿》不仅可以证明中国渔民是最早开发和经营南海诸岛的群体,同时还可以证明集渔业生产和商业贸易于一身的渔民群体在历史上曾与东南亚国家之间一直保有密切和频繁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研究和调查《更路簿》及其背后人群的历史和文化,对于理解和处理当前中国渔民在南海频繁遭遇矛盾冲突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中国社会科学网》:个人感觉近年来对《更路簿》的研究,与前些年相比有一个特色是从以前的介绍性、定性的研究为主,在向进行深入的具体研究。您怎样看待和评价对《更路簿》的研究趋势和进展?

  王利兵:关于《更路簿》的研究最早以厦门大学韩振华教授等人为代表,老一辈学者对于《更路簿》的搜集调查和研究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但这一时期的《更路簿》研究基本还是以介绍性为主。后来研究南海交通史的一些学者依据《更路簿》的内容对风帆时代中国人航行南海的路线等进行了较多考证,论证了中国对于南海的历史性权益。与此同时,也有一些学者对《更路簿》进行了更多的搜集和整理工作,比如海南大学的周伟民教授。这些学者对于《更路簿》的研究与早期研究相比有很多进步,比如实地调查和渔民访谈等,研究的内容也更加精细,比如对南海岛礁地名的渔民俗称的考证等。总体来说,目前关于《更路簿》的研究主要还是以《更路簿》本身作为主要材料线索和研究内容。

  《中国社会科学网》:在博士论文中,您已经在用人类学的视角对海南潭门镇等地区渔民的活动乃至《更路簿》等进行研究。先前,从事《更路簿》的研究多是地理学、历史学等学科的学者。请问,从人类学的角度进行研究有哪些独特的价值?

  王利兵:人类学擅长在长期田野调查基础上对当地人群和历史文化进行深描。我的研究就是通过对当地渔民群体进行长时期的深入调查,包括跟随渔民出海作业等,尽量参与到渔民的生产生活当中,如此才能对渔民的历史文化有更深的认识和理解。比如,我通过对海南潭门渔民的田野调查,发现潭门渔民历史上有着很好的跨海流动作业和贸易的传统。潭门渔民的这种跨海流动传统不仅可以通过《更路簿》这种历史性材料来体现,还可以通过当地渔民的宗教信仰、华侨亲属网络、渔业生产传统、历史遗存等诸多方面得以体现,而后者只有通过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才能有所发现。仅仅通过研究《更路簿》,我们只知道历史上潭门渔民到达过西沙、南沙群岛,但对其他文化事项却知之甚少,所以需要人类学的参与,开展更多关于历史人类学的调查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网》:对《更路簿》的研究,一些学者反映,不能就《更路簿》研究研究《更路簿》。那么,从人类学的角度,如何拓展研究的范围,增强研究的深度?

  王利兵:《更路簿》的诞生与渔民的实际生产生活密切相关,只有对渔民的生产生活有深入的认识才能理解诸如为何历史上会诞生《更路簿》等问题。既有关于《更路簿》的研究只是针对《更路簿》本身,很少有人探讨为何海南渔民会弃近海而扬帆远航至西南沙群岛开展渔业生产,也很少有人探讨海南渔民前往西南沙群岛开展渔业生产生活的具体内容和形式。而这些对于我们理解和研究《更路簿》是非常重要的。

  比如,我对于潭门渔民作业所用的渔船等内容的调查和研究,发现潭门渔民的航海所用渔船以及相关文化事项与东南亚海岛国家的一些海洋文化十分接近,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与渔民的生计方式和作业环境有很大关系。因此,我认为不应过分局限于《更路簿》本身的研究,而应该开展更多与《更路簿》相关的人群和历史文化的调查研究,如此不仅可以加深我们对于《更路簿》的认识,而且在当下也更加具有现实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网》:从事《更路簿》和南海渔民的研究和调查时,您有哪些突出的体会?

  王利兵:因为历史的缘故,中国学术研究对于海洋人群和历史文化的关注还是十分欠缺,这一点是我自己在调查和研究中体会较深的一点。

  当前,南海问题日益突出,很多学科都展开了关于海洋的研究,但是更多还是以形而上的研究为主,缺乏实证性的研究成果。所以,我认为应该加大对于海洋人群和历史文化的实地调查与研究,尤其是对渔民群体的调查研究。

  渔民作为海洋实践之主体,是海洋利益的切实攸关者。正所谓“大国当为渔民谋”,重视渔民在当下尤其重要。近代著名实业家张謇在百年前就已提出“海权即渔权”,呼吁重视渔民和渔业,他认为:“海权渔界相为表里,海权在国,渔界在民。不明渔界,不足定海权。不伸海权,不足保渔界。互相维系,各国皆然。”在和平时代,渔权被认为是实质性的海权,是主权的具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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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海 中国社会科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