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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首航是东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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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棣令郑和南下西洋,皆为人知。

  朱棣令郑和东上日本,鲜为人知。

  朱棣令建沈家门水寨,不为人知。

壹  史料记载,证明郑和到过东洋

  郑和(1371~1433),明朝太监,云南昆阳宝山乡知代村人,回族。原姓马,名和,小名三宝,又叫三保。中国航海家、外交家。

  明永乐二年(1404),明成祖朱棣认为郑和有智有谋有胆略,知兵习战,十分信赖和赏识,因此从燕王府从侍升任为内官监太监,官至四品,地位仅次于司礼监,委以造船重任,航海远征西洋。

  是年四月,郑和奉朱棣之命,率200多艘兵船,2万8千名(一说10万)雄兵,首航日本。

  专家研究,郑和宝船,堪称巨舶,举世无双。造船地点分两个,南京为主,泉州次之。船舶类型南北兼中:北型有江苏式的沙飞,南型有福建式的打洋,中型有浙江式的“绿眉毛”。但根据当时的生产能力,一年之中是不可能打造出这么多又这么大的船的,也就是说,要在短时期之内完成这项重大使命,只能从地方上去解决。因此,在这200多艘船舶中,数量最多的还是浙江绿眉毛,宁波征集,性能最好。

  永乐三年至宣德八年(1405~1433),郑和又以同样的兵船和兵力,七下西洋,历经28年,其规模之大,举世无双,其时间之久,空前绝后。这就是大明中国,开启了海上丝路之新篇章,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的壮举 :

  郑和七下西洋,出发地点不是苏州刘家港,就是南京龙江港。每次都过双屿古港(非今双屿水道),泉州锚泊,然后出洋回到中国,则经广州。

  明成祖朱棣为什么要兴师动众,令下西洋?《明史》有答案: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

  但专家指出:寻找惠帝,动用七次,何必跑到老远,去冒险非洲?耀兵示强,一次就够,何必几次三番,去不断扬威?实际上,郑和下西洋的真正目的,是搞和平外交。朱棣这样做,无非是向全世界宣告,强大的大明中国,已经进入了他的永乐时代。

  综观七下,遍及亚、非两洲,涉足35个国家和地区,均以和平外交,礼结友善邻邦,借此建树威望,充分显示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博大胸怀。

  山东中国海洋大学教授刘幸考辨:

  明代弘治朝的都御史刘大夏及大清国的乾隆帝,也许出于对宦官的干政势力不满或者对嚣张气焰的打压,都曾经大规模地禁毁过与郑和航海相关联的珍贵档案,导致当前历史资料相当匮乏。这个重大的损失,对研究郑和的航海,特别是对研究郑和的上东洋问题,带来了极大的困扰。正因为如此,使我们的研究成果不多,引起了一些学者疑虑,不足为怪。

  在史学界,最早发现郑和去日本史料的,乃是南京大学的退休教授潘群。他先在《明史纪事本末》中,找到了这样的记载:

  (永乐)十五年(1417)冬十月,遣礼部员外郎吕渊等使日本。先是帝太监郑和等,赉谕诸海国,日本先归附,诏厚赉之,封建诸山,赐勘合百道与之期,期十年一贡。

  之后,潘教授又在浩瀚的史海中找到了依据,分两大类:史籍类和方志类,共16种。

  史籍类:傅维鳞《明书》、郑舜功《日本一鉴》、郑若曾《筹海图编》及《江南经略》、冯应京《皇明经世实用编》、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王圻《三才图会》、熊明遇《文直行书诗文》、王樨登《客越志》等,共10种。

  方志类:《嘉靖宁波府志》、《万历温州府志》,《康熙郡县志》、《乾隆郡县志》、《乾隆温州府志》、《乾隆象山志》等,共6种。

  上述史料都有记载,证明郑和到过东洋。

贰  郑和从宁波桃花渡出发,首航日本

  事情从洪武年间说起。

  所谓倭寇(主流说法)的最早出现,在元朝末年。原因是日本国内发生内战,一部分武士浪人的败类,为了生存,趁着中国改朝换代,纠集徽贼闽匪,伺机杀人越货,大肆荼毒百姓。

  洪武初年,反元起家的方国珍又突然叛明,勾结倭寇,扰乱浙闽。失败之后,其部散居各岛,打家劫舍,以盗为生。《筹海图编》载:时,定海(今镇海)之外,秀、岱、兰、剑、金塘五山争利,内相仇杀,外连倭夷,岁为边患。《明史》称:大抵真倭十之三,从者十之七。

  刚刚建立的明朝,千疮百孔,险象环生。朱元璋知道,所谓倭寇,大多数是些沿海岛民,由于朝廷承受不了严重的海患,反正祸起萧墙,管他真倭假寇,朱元璋一怒之下,一股脑儿地把气都出到了东洋人身上,断绝中日交往,坚决实施海禁。

  这些十之七的从者,后来横行整个王朝,更为猖獗:如嘉靖间,闽人李光头引倭于双屿港,王直引倭于岑港、柯梅、普陀山及沈家门;如崇祯间,闽人郑芝龙(即郑成功之父)引倭于中国台湾、澎湖及钓鱼岛。

  十之三的真倭,开始是少数武士和浪人的行为,掠夺中国,获得利益。至清朝,其野心逐步扩张,经过明治维新,最终上升为国家层面,发动侵略战争。

  当然,朱元璋是不知道身后事的,他所急需的是稳定国家处理朝政。洪武十七年(1385),朱元璋为坚壁清野,命汤和经略海上,“起遣其民,尽入内地”。同时,在沿海各省设卫所、立兵寨、建烽堠,进行消极防御。舟山是抗倭的门户,沈家门寨、沈家门堠及接待寺烽堠,就在这个背景之下,应运而生。

  朱棣夺得皇侄建文帝的嫡传政权后,一反父皇做法,采用怀柔政策。他首先想到的是前朝的教训:元世祖忽必烈在位期间的至元十一年(1274)、十八年(1281),曾发动过两次未果的征日战争,造成双方对立,关系紧张。二十年(1283)正月,忽必烈又不顾臣下谏阻,决定再征。普陀山宝陀禅寺方丈愚溪如智禅师,得此消息,不忍兵戎之害,生灵涂炭,即向忽必烈进谏,愿奉圣旨出访日本。蒙古人笃信藏传佛教,忽必烈获知日本也是个崇佛之国,武士们都服膺东渡宋僧之法训,于是,接纳了如智的谏言,改变策略,藉由佛教来重建睦邻友好。后来如智因年老体衰,推荐其徒一山一宁,他一到日本,弘扬观音,法师广收日徒,感化武士浪人,终于完成皇命,边患一时太平。

  这就是说,在朱棣看来,讨伐行不通,断交不可取。朱棣一登基,试图通过开放,希望四海宾服。岂料这么一来,却让这些亡命之徒的武士浪人钻了空子。

  明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一文中载:永乐二年四月,夷船一十一只,寇穿山,百户马兴与战死亡。寻寇苏州府松江府诸处。

  一时间,日本浪人仅凭十几只木船,在中国东南沿海一带,便能如入无人之境。倭寇如潮涌来,势力逐渐扩大,烧杀抢掠,越闹越凶,甚至有时候连朝廷的官兵都不能敌。

  永乐元年(1403),日本幕府最高长官足利义满夺取了政权。一为讨好明朝,二为倚仗背景,旋即派遣天龙寺高僧坚中圭密,携带国书和贡物前往中国。在国书中,义满自称“日本国王臣源”,进献方物有马匹、硫磺和玛瑙。

  二年(1404)四月初,朱棣则以礼仪,派遣通政司赵居任、行人张洪及僧人道成等等一行七八十人,送遣明使坚中圭密归国,通告登极之事及递交国信。

  正当赵居任起航没几天,不料发生了一起对壹马岐倭寇捣毁苏州府和松江府的严重事件,接着又窜向浙江穿山,抢掠沿海,震怒了朝廷。

  这时候,郑和下洋,一切就绪,只待皇令,即可起程。

  但面对倭患,明成祖朱棣还是不想征讨,他以为这些武士和浪人毕竟是占少数,决定采取中国传统的“告御状”方式,将官司打到国外去,让其政府自己镇压。这一着,有点像元朝初的“通好日本”,或者说是“借刀杀人”的办法。同时预料,桀骜不驯的足利义满,恐不会买账派去的使者,于是,朱棣当机立断,改变了主意,即命太监郑和暨王景弘、侯显等率兵船200多艘,督师2万多雄兵,以威武之势,先上东洋,解决问题。

  郑和从宁波桃花渡出发,首航日本,助阵赵居任。

  《明史·戎马志》载,郑和带给赵居任的是两项任务:第一件,晓谕明成祖旨意,“使其自行剿寇,治以本国之法。”第二件,“以贸易”。双方签订《勘合贸易条约》。

  据《善邻国宝记》载,朱棣给日方赐了一枚“日本国王”龟形金印。而幕府则当着遣明使的面,将捕获的20多个倭寇头子处以“蒸杀”的极刑。明朝赞赏日本的诚意,“嘉其勤诚,赐王九章”,并签订了《勘合贸易条约》(即《永乐条约》)。在日本称臣纳贡的前提下,明朝对其开放贸易大门,规定十年一贡,限船两艘,每船人数限二百,在宁波贸易,给予日方“勘合符”一百道。

  “勘合符”,即朝廷颁发的“合法执照”。日本人据此“执照”,尽可与明朝进行“朝贡贸易”,购买中国的丝绸、瓷器、书画等,而非通过“野蛮打劫”而夺得。

  此时日本,怀义王已经作古,第三代室町幕府将军足利义满,已统一南北朝,明史称足利义满为“日本国王源道义”。这个日本的实际统治者,果不其然,一见赵居任一行使者,态度傲慢,视若无人;一见郑和的2万多兵马,目瞪口呆,吓得发抖。同时看到两位使臣押送着大量宝物到访日本,以礼相待,并无恶意,就镇定下来,不在君臣礼仪虚名上较劲了。为了装个样子,幕府象征性地杀了20多个浪人,将首级送给明使搪塞,并接受了明朝封号、金印、冠服等,表示臣服,又按属国的名分向明朝皇帝呈递国书,奉明正朔。

  郑和乃带着20多个倭寇首级和足利义满“臣服表”回国交差,朱棣终于挽回了老爹的面子,满心喜悦。他面对日本国的“嘉其勤诚,赐王九章”,又依礼向源道义赠送了金银、瓷器、书画。

叁  赵居任和郑和的东渡经过沈家门水寨

  宁波学者潘惠明的《赵居任下东洋——明代溧水籍著名外交家赵本事迹考述》,对赵居任有两《志》转载。一是《明太祖实录》 :赵居任,应天府(今江苏南京)溧阳县人。洪武中,以耆老授通政司左参议,升山东布政司左参议,再升左通政。尝奉使日本,其王赠以名马、方物,悉却不受。上闻而嘉赉之。二是《溧水县志》:赵本,字居任,以字行……生而颖悟,长以学行闻。洪武间,以荐辟起授通政使司右参议。后外擢,未几,复授通政司左通政……永乐间出,治水浙江。

  赵居任(? ~1419),永乐初,奉使日本,回国后,治水浙江。永乐中,治水苏州。潘惠明又撰,以南京大学教授潘群为首的国内一些学者,根据相关的历史资料,进行考证并且肯定,永乐二年(1404),正是赵居任同郑和曾经先后奉命,一起出使日本的一年;特别是郑和的七下西洋,其非凡的壮举,正是源自和通过他这次东渡并成功演练的一年。

  诚如考古专家、南京博物院研究员罗宗真为此著文,赞赏朱棣以其经济手段怀柔、“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开明思想。赵居任和郑和之行,虽利日方,得到实惠,并无损失,但这次东渡,无异是一个伟大的实践,使他亲身经历和体会到海洋对国家的重要性。只有依靠强大的海上实力及友善的和平外交,才是搞好各国睦邻关系的重要手段。

  永乐二年四月,赵居任率七八十人,分乘五艘大船,由宁波镇海招宝山出发,随日使坚中圭密东渡。

  郑和率200多艘兵船,2万多名雄兵,由宁波江北桃花渡出发,首航日本。

  今考察历史上的东渡路线: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徐福避秦,东去扶桑,率领童男童女各3000名,及工匠、兵员数百名,由宁波慈溪达蓬山港出发。从象山过来,经乌沙水道,过沈家门,经普陀山,去朱家尖和东极采药,最后到岱山放洋。

  宋宣和五年(1123)五月二十五日,徐兢等率8艘官船,共800余人,从宁波镇海招宝山出发。泊芦花,抵沈家门和普陀山,最后到岱山,放洋。

  元至元间(1271~1294),世祖忽必烈两次攻打日本,其南路就令10万大军(其实都是些投降收编的宋军),由宁波镇海出发,经沈家门,过普陀山,最后远征东洋。

  上述路线,同出一辙。俗话说,前船就是后船眼,赵居任和郑和的东渡,绝对不会舍成熟之路而去另辟蹊径冒无谓风险,必然走前人的老路;赵居任和郑和的出使,绝对不会别出心裁,必然到达过汤和设置的沈家门水寨。

  朱元璋在舟山,初置三寨:曰干石览寨、沈家门寨、西碶寨。一开始,就暴露出兵员不足,兵船有限,兵地分散,指挥困难等种种现象。这一切,具有军事头脑的郑和,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同时他想到,先帝锁关,设卡禁海,此乃消极防御;永乐开放,屈人外交,不固海疆,难敌武士浪人。用现代话来说,为绝边患,御寇于外,必须增强海洋意识,必须建立起一支强大的海军。而沈家门岙门深峭,东出大洋,可“东控日本,北接登莱,南亘瓯闽,西通吴会”,水操之地,唯斯莫属,若“总哨兵驻此”,确是“备倭第一要港”,实为“水寨春寒坐训兵”的最好地方。

  赵居任和郑和回国后,他们向朱棣如实讲述了舟山的军事形势和自己看法,引起了皇上的高度重视。不久赵居任在治水浙江和治水苏州期间,亲历倭寇杀戮,也多次上疏,要求加强海防。

  那时候的沈家门寨,已具舰船、水师、兵营、司城、樵楼、沈家门堠和接待寺堠,与干石览、西碶两寨完全不同。大明军港,规模形成。

  永乐七年(1409),朝廷颁旨,建立“沈家门水寨”,专驻水师防守。同时下谕,撤销干石览、西碶两寨。毋庸置疑,朱棣的这一重大决定,彻底改变了祖宗的先制,当于郑和的东渡和汇报,有着很大的关系。可以断言,没有郑和的首航,就没有沈家门的大明军港。

  宋宣和五年(1123),以皇家的礼仪祭海沈家门。是提辖官徐兢的《图经》,牵动了徽宗赵佶的心;明永乐七年(1409),以朝廷的命名建立沈家门水寨。是三保太监郑和的《建言》,牵动了成祖朱棣的心;清雍正七年(1729),以兵部的名义重置沈家门宝陀巡检司。是浙江总督李卫的《奏疏》,牵动了世宗爱新觉罗胤禛的心。

  历经四个王朝,横跨六百多年,包括元代90年,由此得出结论:小小沈家门,大大皇家地。

  沈家门也,航门海道,风水宝地,史称“大岸”。本来是一个洋舶出入的过境地,番船来去的抛泊处,朝山进香的必经路,八闽三吴的避风口,不见经传的小渔村。自宋宣和五年(1123),因皇命途经高丽而祭海,演化为海上丝路的中间站,永载史册。到了明代,又转变为抗倭备倭的大本营,做了水寨。至清朝,凭借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遂发展成世界三大群众渔港之一,名闻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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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鸣雁 CseaC.com-舟山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