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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屿港1548——历史在这里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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楔子

  公元1548年,时为明嘉靖二十七年。

  该年的农历四月初五,有两支船队在浙江的韭山洋面相遇,随后爆发了一场海战。

  关于那场战斗,当时似乎无人重视,事后好像也少人提及。

  时至今日,我们只能根据遗留下来的史料约略地知道,参战的一方为大明帝国的兵船,一方为占据今浙江舟山的双屿港,由多国人员组成的海商集团的武装船队。

  至于参战双方运用了何种战术,损毁了多少船只,伤亡了多少人员,战斗持续了多长时间,激烈程度又是如何,我们已无从知晓。不过关于那场海战的意义,我们倒是能从数天后发生的另一次战役中略知一二。

  是日,阴云惨淡,波澜微兴。380艘战船满载6000名左右从浙江和福建调集的兵士,由福建都指挥卢镗,海道副使魏一恭率领,从浙江的海门悄悄启航,遮天蔽日,浩浩荡荡,直向朝北方向压去。

  他们去向何方?他们意欲何为?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最后又将如何?

  一、缘起

  在中国沿海的中部,零零星星散布着数千座大大小小的岛礁。那些岛礁背靠当时中国经济最富足之江浙地区,面朝太平洋,与日本、琉球等东南亚诸国隔海相交,在大航海时代,得地舆之胜,一时风头无两。

  双屿,即是其中的一座。

  当我们于数百年之后回首双屿港之历史,惊奇其以近乎荒芜之弹丸之地,于中外贸易史中占据如此重要之地位,不由得感叹造化之弄人,际遇之巧合也!

  双屿之闻名,以其为葡人在中国贸易之据点也,然早在葡人到达双屿以前,此地就已经是国内海商的一个聚集之地。

  明初,官方禁止一切海上贸易,海内外商人为逃避官府稽查,即将市场外移至最利互市且贴近宁波之双屿港。

  较早来双屿港从事走私贸易的,一部分主要是来自漳州、泉州的福建商人;另一部分则多为生活在宁波附近盐场的“灶丁”。由于走私商品利润往往有百倍之利,随后不少浙商、徽商也逐渐参与其中。

  此类情况大约起始于公元1517年~1518年间。

  然而直至公元1524年前,此地尚是一个不太为人关注之地。

  1523年,宁波发生著名的日本贡使内讧,殃及宁波、绍兴的“争贡事件”。此事为海禁派找到借口,嘉靖皇帝下令关闭浙江市舶司。正常贸易管道的堵塞,迫使海商走上走私贸易之路。

  1524年,又适值宁波大灾,宁波人之购买力大受影响,直接导致双屿港货物滞销。不久,市场上的批发商人与因罢市舶司而贸易无门的日本贡船取得联系。双方各取所需,一拍即合。

  1526年,福建犯人郑獠越狱后下海经商,鼓动葡萄牙商人至双屿港,与宁波商人卢黄四等私下开展交易。此乃葡萄牙商人至宁波经商之开始。

  起初参与双屿港贸易的葡萄牙人只是临时性的,他们在贸易季节靠海滩搭起蔽身和存货用之茅棚,每到离开时就把棚草烧掉或拆毁,回到广东之私澳(即澳门)越冬。后来随着贸易量的加大,葡萄牙人的增多,开始出现了定居的倾向,在双屿港开始建筑永久性的房屋。

  到了1532年左右,海上私人贸易逐渐公开化。

  与豪门官宦有关系的商人、从事私通接济活动的沿海居民、以武装走私方式进行海外贸易的海商,以及知法犯法的沿海守御官兵等纠结一起,参与其中。

  如果说1541年之前,大多数海商还是独家经营的小商人,“承揽货物,装载而还,各自买卖”,属于海上私人贸易自由发展阶段,那么随着双屿港的兴起,许氏兄弟、李光头两大海商集团的随之崛起,日本人、葡萄牙人等国商民的参与,则标志着双屿港走私贸易的集团化、国际化。

  彼时的背景是,随着其时大明帝国疾速发展的工场手工业使旧有的圆形方孔钱日渐不能满足大宗贸易的需要,部分精明的商人开始寻求一种更为稀有的贵金属——白银,充当铜质货币的替代品。

  同时随着大明帝国进行纳粮、租税、盐税、开中折银改制之后,中国白银货币化进程由税赋纳银演变为徭役纳银阶段,市场迫切需要更多白银以满足流通的需求。

  16世纪40年代以后,也就是晚明嘉靖年间,在供求关系的作用下,日本成为以中国为轴心的世界白银贸易中的重要一翼。

  1543年葡萄牙人到达日本九州后随后开展的对日直接贸易,则让处于海盗身份的海商与日、葡商人水到渠成一起搭起了这一黄金通道。

  至此,中国大陆对于白银的迫切渴求,迅速转化成了东亚走私贸易链条的运转的原动力。

  他们以日本、闽浙、马六甲为支点,形成了一个理想的三角贸易区。在这个链条中,他们从马六甲等地贩卖胡椒、香料等东南亚特产,在双屿或者月港与当地商人交换丝绸、棉布等商品,然后运往日本销售,换回白银,再到中国买丝或布,卖到马六甲。

  在马六甲与日本之间,双屿港成为他们理想的临时停驻和补给点。

  是时,双屿港几乎垄断了日本、琉球、东南亚等地对华贸易,成为远东地区最繁华的国际贸易港和走私基地。

  彼时,明朝之GDP总量为世界第一,其时全球范围内贸易规模尚未有能超越双屿之港口,双屿港堪称当时国际贸易之中心。

  上述即为双屿港兴起之缘由也。

  二、兴盛

  1541年冬,几艘葡制帆船组成的船队航行在中国东南沿海的洋面上。这一年,是明嘉靖二十年,即明世宗朱厚熜在位的第20个年头。

  在这支属于葡印总督法利亚的船队中,有一个名叫平托(也被译为品笃)的年轻的冒险家,他在后来所作的《远游记》中以鲜活的充满诗意的笔调记录了双屿港第一次映入他的眼帘的景象:……最大的那一处海湾,可泊船近百,岸边有数座葡式大屋,岸上是一座小山,山头有溪水穿过茂密的树林,涓涓流下……

  公元1541年的双屿港,或许正处于它“开埠”以来最兴盛的时期。

  欢迎你来到双屿港。

  其时,双屿港一带彩旗飘扬,船桅如林,舟舶塞港。

  弹丸之地的双屿港酒肆、茶馆、旅舍、作坊林立。码头、仓库、堆场、店铺甚至街巷的两旁堆满了来自美洲、欧洲、日本和南洋的白银、珍珠、皮货、刀剑、枪、铠、屏风、硫磺、黄铜、胡椒、檀香、苏木、象牙苏、油沉以及来自中国大陆的棉布、生丝、绫绢、绸缎、天鹅绒、麻织品、丝织品、珠宝、工艺品、钢铁锡铅制品、硝石、食品、家禽、陶瓷、铁锅、水银、药材、书籍等,尤以纺织品为多。

  空气中到处都弥漫着若有若无的香料的气味。各种语言的吆喝声、银锭的碰撞声、猪牛羊的嘶叫声交杂在一起,“甚嚣尘上”。

  黄皮肤、白皮肤、黑皮肤,穿着各式各色服饰的中国、葡萄牙、日本、印度、马六甲、琉球、爪哇、文莱、锡兰、占城、安南、彭亨、马莱、苏门答腊等地的商人、船员、海盗、行贩、士人、手艺人、冒险家等等等等熙来攘往。

  除了上述这些人员,穿杂其中的还有自治组织的头领,护卫港口的武装人员,维护秩序的治安官、法官、监督市场的度量衡及物价检查官、收税官、巡更者、医生等等等等,林林总总不一而足。

  以葡萄牙人为主的那些外国人还仿照他们在印度果阿港的殖民方式,在他们的社区内建起了官舍、居家、教堂、医院与贫民救济院等等建筑物,并设置议会、裁判所、市政厅、警察所、度量衡检查所、公证所、救济院等等政府管理机构,俨然形同外国人自治区。

  中国社区也铺筑道路、修建码头并建有许多妈祖庙以及商店、仓库、房舍等“寮屋”,另外还有一座能同时建造两艘长达十丈(30多米)的大船坞。

  在中国社区内也设有“大总”、“千户”、“直库”等维护治安的行政单位。

  据记载当时双屿港上的常住居民有3000多人,其中以葡萄牙人为主的外国人约有1200人。

  逢年过节或有重要人物莅临时他们还要延聘内地戏班上演助兴,大摆宴席热闹一场。

  据平托《远游记》记载,当时葡人在双屿港的年交易额超过300万克鲁查多。这在当时是笔惊人的财富。此前发现印度洋新航线的葡萄牙人达·伽马的年薪不过1000克鲁查多,已被称为国内最富有的人了。

  平托描述,由于当时的双屿港人多地少,那里的房价非常高昂。由于外来商家不断涌入,房屋租金也非常高,一两年的租金即可抵建造成本。

  在游记中平托由衷地赞叹:“双屿比印度任何一个葡萄牙人的居留地都更加壮丽富裕。在整个亚洲,其规模也是最大的。”

  但是平托关于双屿港的描述真的可以尽信吗?当时的那些来自西方的冒险家似乎天生具有一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劲头,彼时的双屿港或许的确如他描述的那样兴旺闹猛,但是在大明王朝的寝榻之侧,依照常识都可以推测那时的双屿港似乎很难存在“馆舍上千座”的大规模的外国人居住区。

  从双屿港之役留下的战果记录来看,只有20余座小房子,一座10多间房子的妈祖庙。虽然可以肯定这是双屿港沿海一侧的建筑,不包括岛上的其他房子,但真的如他所述有这么大的一个“双屿城”存在过,则是很值得怀疑的。

  不过,人数的记录大体可以得到中国文献的印证。朱纨就称“贼徒占据之久,人货往来之多,不言可见”。

  同时代著名史家王世贞也说,“舶客许栋王直辈,挟万众双屿诸港”。“双屿诸港”是指宁波诸岛其他相关的几个停泊区。

  如此说来,有上万人也是可能的。我们必须用动态眼光来看待双屿港。中外文献都强调,双屿港是中转港,商人、货物都是动态的,进进出出,人员数量不是固定的。

  据史料记载,双屿港捣毁以后的五六月间,由于信息滞后,尚有1294艘“贼船”往来外洋,在双屿港外面徘徊,最后万不得已,只得改停到其他港口。

  从这个方面来说,双屿港作为国际贸易港的规模,确实是不小的。

  三、毁灭

  公元1547年,明嘉靖二十六年六月。余姚。

  深夜,一阵沉闷的打斗声夹杂着凄厉的惨叫声忽然从谢家大宅传出。接着是跳跃的火苗。火越来越大,照亮了半个夜空。一群黑影从火光中杀出,跌跌撞撞,消失在茫茫夜色中。

  这是双屿港上一个名叫朗斯洛德·佩雷拉的葡萄牙法官因为债务纠纷对余姚谢氏的一场袭杀。

  谢氏,余姚望族,出过阁老谢迁等大官,是当时参与走私贸易的官宦人家之一。在此人又一次故伎重演,压价进货,拖欠货款,在货主不断上门催讨时又倚仗权势,声称要将他们告到官府时,他的游戏玩到了尽头。

  愤怒的朗斯洛德·佩雷拉为了弥补自己的损失,率人袭击了谢氏家族,在杀人放火,抢了东西后撤回双屿港。

  如果从单纯的商业角度来看,当时中外贸易过程中的不规范性是此类事件发生的直接诱因。

  当时的中外走私贸易方式是这样的:外商将货运到中国后,必须找一个中间商,负责销售。中国的中间贸易商,往往采用卖空形式,即先与外商谈妥价格与价值,拿到货,待销售后再与外商结账。由于外国货物都是违禁物品,故而这种贸易方式很容易出现纠纷。碰到这种贸易纠纷,只能私了。极端的就是如上所述,诉诸武力,发生流血事件。

  余姚地方官为推卸责任,在事件发生后向上司慌称倭寇来袭。

  此前,双屿港的走私贸易完全替代了以前官方的“勘合贸易”,与明朝的海禁政策相悖,且随着贸易规模的日益扩大以及抢劫越货事件的不断发生,已引起朝野侧目,现朝廷接到奏折,即命右副都御史朱纨提督闽浙海防军务,巡抚浙江,防御倭寇。

  公元1548年,明嘉靖二十七年四月,朱纨指派都指挥卢镗率明兵由海门进兵,进击所谓的倭寇巢穴双屿港。

  战事在天快亮时结束。

  那天是1548年(明嘉靖二十七年)的四月初七。

  此前,初六,官军包围双屿港区。海商坚壁不动。此晚,风雨交加,海雾迷漫。

  初七,天方破晓,双屿港区海商乘坐大小船只倾巢突围。官军追杀堵截。

  许六、姚大总、顾良玉、祝良贵、刘奇十四等海商头目被捉。其余海商死伤数百。官军进港搜查,将天妃宫10余间、竂屋20余间及遗弃的大小船27艘,全部烧毁。

  五月十六,此次行动总指挥、浙江巡抚朱纨“自郭巨所亲渡大海,入双屿港,登陆洪山,督同魏一恭等达观形势”。因双屿港悬居“四面大洋中”,“势甚孤危”,明军“难以立营戍守”,故用木石“筑塞双屿港而还,番舶后至者不得入。”

  至此,这座历时23年,曾经云集欧、亚、非等10余国家和中国沿海闽、浙等省商人,多时“泊客拥万众”,年交易量超过300万克鲁查多,当时中国乃至世界上最大最繁华的海上国际自由贸易市场,遂告消失。从此双屿港沦为一个普通的地理名称,作为中国乃至世界经济史上划时代意义的坐标不复再现。

  四、背影

  几经海禁,沧海桑田。

  40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已然很难找到当初的实物,甚至也甚少听到口传的历史。400多年后的今天,除非专治明史或世界贸易史者,虽身为此岛居民,又有几人知晓此段历史,且明了个中蕴含的意味呢?

  在那座曾经被称作双屿港,现在叫作六横岛的某个山坡上,100多座掩没在茂密草木中,被当地人称做“洋人坟”的土丘,默默地凝视着远方。他们的脚下曾经是潮平水阔的港湾,现今却是一大片农田。在农田的深处,还散埋着当年承载过那些异乡漂泊者梦想和希望的船板、船栏和瓷壶。远处,烟波浩瀚,在他们入据双屿岛100多年前,郑和就是从那里七下西洋,三赴日本,开始他漫漫航程的。

  克劳塞维茨学派有一个说法:一大堆炮弹对于历史往往没有什么影响,但有时一次偶然爆发的短暂的冲突却可能成为改变历史的里程碑。诚如是也!

  如果说鸦片战争标志着中国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始,那么双屿港之役则预兆着中国作为封闭的大陆帝国的完结。自此国门渐开,中间虽有回旋曲折,但其势汹汹,已断然不可阻挡矣。

  又,在经济处于主导地位的今天,以全球化视野回溯历史,双屿港一战作为以地理大发现为标志的第一次全球化浪潮中的中国拒绝全球化的第一枪,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中国在全球化中掌握自己命运的机遇,始于舟山双屿港,终于康熙晚年的海禁。此役一经打响,中国与第一次全球化就此擦肩而过。

  当时之中国,尚为世界一号强国,以丝绸瓷器为主的中国商品遍及全世界,作为支付手段的占全世界产量四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一的白银源源不断流入中国,国势不可谓不盛。然航向既已错位,其后纵有万历中兴及有清一朝的所谓康乾盛世,却又于事何补呢?

  事过境迁,当三百年后以工业革命为标志的第二次全球化浪潮再一次席卷而来的时候,那时的大清帝国已垂垂兮老矣,专制王朝从此不可避免地滑下毁灭的深渊。

  中国赢得了小小的一次战役,却输掉了往后整整500年的福祉。

  400多年后的今天,当历史学家们回顾以往,不禁扼腕叹息:假如当时的明朝政府不去攻剿双屿港,而是打开国门,放开海禁,利用中国压倒性的贸易优势,富民强国,中国的世界贸易中心地位,可能保持500年至今。鸦片战争后的所有民族灾难或可以避免。

  但是历史不能假设。即使现在我们倒退一万步,果如某些学人所臆测,循其思路大胆假设,的确中国人曾经有机会把全球化的主动权和船舵掌握在自己手中,的确我们曾经离世界财富中心如此之近!但是以当时中国之文化、政制,倘若真的打开国门,自由贸易,却又能如何?

  这,或许就是历史的吊诡之处吧。

  我们能看到的,无非就是历史的背影而已。

  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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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鸣 CseaC.com-舟山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