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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轮海难追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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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1月27日(小年夜),“中联”轮船公司所属的“太平”轮夜间超载出航,从上海开往我国台湾,且为躲避宵禁未开航行灯,于当晚约11时45分,同由台驶沪的“建元”轮在嵊泗白节山附近相撞,两船先后沉没,造成近千人死亡的海难事件。本文立足于新发现的史料,对这起海难的一些细节予以完善,也希望为探究这段历史的人们提供一些新的视角。

  一、“建元”轮冒险出海导致相撞?

  长期以来,关于“太平”“建元”两轮沉没的原因,有“‘太平’轮撞‘建元’轮”“‘建元’轮撞‘太平’轮”和“互撞”三种说法,笔者近日查到当年一篇文章称,“建元”轮从台湾驶发前,它的舵和机器就已不同程度损坏,在海上不断“以一只螃蟹的姿态”作S型航行,最终撞上了“太平”轮。

  这篇题为《太平轮怎样撞沉的》的文章发表于1949年第3期的《台湾内幕》:

  ……经我向有关方面询问出当时失事的真相如下:

  那一天,建元轮在基隆开出的时候,它的舵有一部分已损坏失灵了,在码头上赶修了半天,船上的负责人急于要返沪度岁,等不及修理完竣便匆匆开驶了,于是这一艘建元轮,便以一只螃蟹的姿态,在海面上横行起来。

  它走的路线是一个S形的曲线,实在因为机器坏了,无法控制……当驶入白节洋的一刹那,海中暗礁最多的地方,实际上的航海线路已狭得无可再狭,失之毫厘,差以千里,奇不奇,巧不巧,一只螃蟹行不走正路的建元轮,向太平轮突然作了丁字形的互撞了……太平轮固然是撞沉的,但船上有了救生设备,而临时不及运用,这与江亚轮惨案犯的一样毛病……

  由于这篇文章的消息来源并不令人信服,因而只能作为“有此一说”的参考,但台湾基隆太平轮纪念公园内的《太平轮纪念碑纪事》,所记也为“建元”轮撞“太平轮”,其文如下:

  ……1949年1月27日(小年夜),太平轮从上海开往基隆的途中,为逃避宵禁,夜间航行,未开航行灯,加上超载,船员饮酒,23时45分在舟山群岛海域的白节山附近,被一艘由基隆出发载有煤矿及木材的 “建元”轮拦腰撞击。建元轮立刻沉没,45分钟后(1月28日零时30分)太平轮没顶,落水者因天寒冻死或溺毙,船上近千人罹难。

  1月28日凌晨,澳大利亚军舰航行经罹难地点附近海域,救获36位乘客。另加舟山群岛渔民陆续救起的未记名人员,总计生还者约有50人……

  二、陆军一级上将的日记

  2月1日,国民党陆军一级上将徐永昌在日记中记下了“太平轮”惨案,原文引述如下:“报载,一月二十的深晚,舟山群岛海面,由沪驶台的太平轮与由台驶沪的益祥轮相撞,上千的旅客与船员遇难,获(救)者现在只知三十七人,其余或有遇救,正在调查中,近两月前江亚轮炸沉,死亡闻几三四千,乱世多难,民不堪命,悲悼曷极。 ”

  徐永昌是民国时期著名军事家,中原大战晋绥军的总指挥、抗战时期的军委会四巨头之一,曾以代表身份于密苏里号军舰上接受日本政府投降。

  但他日记中的“太平”轮与“益祥”轮相撞恐引述有误,查1949年第3卷第9期的《世界月刊(上海1946)》报道,“建元”轮为“益祥”轮船公司所有,“太平”轮“……开到吴淞口外白洋山、白节山与三星岛三星航线(离沪七十里的舟山群岛的海面上),不幸与益祥轮船公司经理自基隆来沪的“建元”轮(申新纱厂经理荣鸿元所有)互撞……”另有资料称,荣鸿元系荣毅仁堂兄。

  三、海难后的媒体报道

  当时上海、台湾不少媒体对海难给予了关注,据1949年第2期《轮机月刊》的报道,“两轮在二十分钟内先后沉没并淹死旅客近千人的消息传出后,社会各界大为震惊,旅客家属纷纷赶往中联公司探询,公司职员不敢应付,家属们在忧愤之余,动手捣毁办公室,并赶往该公司总经理周曹裔家中,将室内家具随手掷毁,时在阴历正月初一。当紧张情绪稍缓后,旅客家属乃组织被难家属联合会,分向市政府、航政局请求命令公司出面处理善后,并派代表与周曹裔谈话,共同进行搜索、救济等善后工作。 ”

  据该报道称,1月31日,中联公司即租用招商局的“海川”轮,装载着旅客家属百余人,前往舟山群岛洋面搜索,“到达失事地点附近时,另租帆船分向附近各小岛探索有无乘客待救,历时四日,除找到少数行李外,一无所获”。

  中联公司随后又租用了中央航空公司的一架专机,于2月3日前往失事地点,在上空盘旋进行搜索,有4名家属代表随行,但也“只发现海面上一片船用燃油的黄黑色油渍,长达数十里”。

  四、被难家属要求及首次开审前后

  惨案发生后,台湾地区法院于2月13日介入此案,随后上海、台湾两地法院分别审理,在赔偿问题上,被难者家属和中联轮船公司未达成一致。

  1949年第3期的《轮机月刊》以《太平轮的赔偿问题》为题报道说:“太平轮与建元轮互撞沉没后,旅客、海员被难家属纷纷要求船东中联公司赔偿,迄未解决。惟台湾方面高雄法院先应当地被难家属之请,已于2月13日将该公司的安联轮(航行台沪线,适泊于该港)予以扣押;台北法院继于3月1日将该公司台湾分公司及基隆办事处所有不动产,价值台币160亿元加以扣押。该公司已向法院提起抗告。 ”

  当年第4期的《轮机月刊》作了后续报道,称中联公司的“安联”轮及台湾分公司的资产在开审前被台湾法院扣押,“华联”轮被上海法院扣押,公司仅靠一艘“英联”轮营运,以维持日常开销。公司3月1日向被难家属发放了白米十石(一石约为60公斤),原定4月1日再发十石,但因经费不足而作罢。该报道称,“赔偿问题因家属代表索价过高,迄未取得协议。船员抚恤问题则已解决。 ”

  关于被难家属的要求,1949年第2期的《轮机月刊》有过报道,称“旅客家属曾提出打捞出水、各发抚恤金每人食米一百石,并拟清算中联公司资产作为赔偿及抚恤之依据。公司当局已委派四律师与旅客家属代表进行交涉。又承保太平轮保险的华泰、鸿福两保险公司,无力偿付损失,负责人业已潜逃,宣告停顿。 ”

  但台湾方面开庭时,家属的赔偿要求达到了白米800石,第4期的《轮机月刊》作了如下报道:

  4月1日,台北法院开审太平轮案,该分公司聘请律师代表出庭,被难家属要求各赔白米800石,公司律师稍事声辩,数十孤儿寡妇即包围律师拼命,经法院院长调解始息。

  4月6日,上海法院开审该案,被难家属要求赔偿3500万元基数,到场听审的很多,庭上一片哭声。该公司总经理周曹裔到庭应讯,请求法院裁定管辖,以免台北与上海两地法院为同一案件分别处理,承办法官当批示应先确定管辖权,改期再审。

  五、7艘渔船救起17人

  据1949年第2卷第4期《东方渔业》报道,海难发生后,附近的7艘渔船曾救起了17名落水旅客。另外,有一名持头等舱船票的河南籍旅客尸体,于2月20日在日本长崎港外被发现,该报道全文如下:

  据悉:太平轮被难旅客中,曾有17名被7艘渔船救起。当时因受伤甚重,暂留荒僻乡下就医,故一向未与外界联络。迨3月1日,有被难粤籍军官一人突返抵家乡,其家属当时正为之举行奠祭,忽见生还转悲为喜。台北太平轮善后委会闻讯后,将致电广州查询其他16人之下落。

  (又讯)自太平轮前往浙江海面沉默匝月后,一遇难乘客浮尸漂至长崎港外,方为日籍渔民捞起。其身份证系天津警局颁发,姓名为袁家艺,年30岁,河南项城人,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供职于某铁路管理局。由其船票显示,当日系乘头等舱前往基隆者。按太平轮系于一月杪沉没,尸首经数周漂流,于2月20日始在长崎近海五岛地方为明石丸之船员捞起,死者耳鼻口唇均为鱼类所食,实体循依佛教仪式火葬,暂厝佛寺,待南京方面通知处置。火葬前检验死者,计有金牙五、银牙一、手表、钢笔、钱包及14K镶嵌钻石戒指各一,外有美金1元,台币百元,金圆券81元。

  六、海难亲历记

  王中元在1949年第8期的《台湾农工商报》,发表有一篇《太平轮沉没亲历记》的文章,描写了友人周小姐死里逃生的故事。

  查当年第2期的《轮机月刊》,刊发有一位幸存旅客周侣云的信,这是周侣云在获救后写给她父母的一封信,有从下船、撞船到获救的整个过程,编辑所加的引文称,“周女士现在国立交通大学肆业,于遇救生还到沪外,写信报告她的双亲,叙述失事以后……”

  周侣云的信早已对外披露,她信中所称的功哥真名叫叶以功,这些都无须多加引用。而王中元文章中的友人周小姐,即为周侣云。王中元的文章补充了一些新的细节,并且推测了周小姐信中功哥的死因:

  叶××为中央局×××局长之独生子,固一世之闻人也。现在上海××大学肄业,为人沉着,富于机智。此次由沪去台本非己愿,而乃母爱子心切……

  据周××小姐说,叶公子一直是沉着若定伴着她看那只建元轮下沉,并且一再地慨叹说:“为什么我们船上的水手们不去施救呢?”……两人随波浪起伏,载沉载浮,叶公子说:这时的生死只有付诸天命了。此时叶公子告诉周小姐说:“你虽不会游泳,但有救生衣并坚持此一块木板,不要放手即可漂浮无虑,如能将手足任意划动,也可渐渐游泳向前,不久或有船来搭救,就有生还之望,现在我打算游泳到远远那个灯塔去,如能通知当地人,可以设法多救几个人的性命。 ”于是就此分手。

  后来周小姐终于为一艘外国兵船救起,是有数的生还者之一,如今返往上海来了,但是叶公子呢,现在还是没有下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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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妤玥 舟山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