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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皇帝在舟山的大手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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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局版式(1)正面


二十局版式(1)背面


二十局版式(2)背面


二十局版式(2)正面


康熙通宝背小台(背面)


康熙通宝背小台(正面)


康熙通宝背大台(背面)


康熙通宝背大台(正面)

  一、康熙二十局诗文花钱和“台”字钱

  笔者收藏有两枚康熙二十钱局花钱,钱文是有人将康熙年间铸钱的局名进行组合,编写了一首20字的五言诗,诗文为“同福临东江,宣原苏蓟昌,南河宁广浙,台桂陕云漳”。

  诗文对应的钱局名称,标准称呼为“宝”字后加局名的简称(“宝×局”)。诗中钱局所在地分别为:山西大同、福建福州、山东临清、山东济南、江南江宁(今江苏南京)、河北宣化、山西太原、江苏苏州、河北蓟州、江西南昌、湖南长沙、河南开封、甘肃宁夏(今宁夏银川)、广东广州、浙江杭州、福建台湾(今台湾台南)、广西桂林、陕西长安(今西安)、云南昆明、福建漳州。这首二十局五言诗,文字朗朗上口、通俗易记。

  康熙朝正用制钱,即国家法定流通的标准铸币样式,选用了清初顺治五种版式中的二式,即第一式:背面二个满文字(宝源或宝泉),第二式是背面左满文右汉文,又称为“背文纪地钱”。

  康熙通宝背“宝台”钱就是我国台湾局铸造的。

  事实上,除上述二十局之外,康熙朝铸钱局还有比较少见的“巩”(宝巩局)和“西”(宝西局)等地铸钱。

  有研究者对“宝台”局康熙通宝铸地考证指出,由于当时台湾刚收复,铸钱条件不够成熟,曾委托宝福局(福建福州)、宝漳局(福建漳州)铸造。康熙各局铸造的制钱形制大、重量标准,唯独宝台局制钱略小,这并非是地方官员自行其是,而是依政令所行。

  据史料记载,康熙二十三年,“户部以鼓铸制钱,每文金一钱四分,二本过重,议准每文改重一钱。行文铸钱各省,俱照新式鼓铸。 ”说明当时的台湾府是在中央政权的有效管辖之下,钱币大小重量是根据清政府条例而铸行的。

  针对当时台湾大多沿用前朝古钱的现状,康熙二十七年,福建巡抚张仲举奏请朝廷,收购台湾流通旧钱,销毁后改铸宝“台”康熙通宝。该钱面文对读,背满文宝字和汉字“台”字,钱径23.5毫米,重3.3克(俗称“小台”)。后来民间为求整齐,配套补铸与其他各局一样大小的宝“台”康熙通宝(俗称“大台”),但这并不是国家铸造的制钱。

  康熙通宝背满、汉文纪地“台”字钱币,开铸于康熙二十七年,是康熙通宝纪地二十六品中最后一个铸上地名的钱币。康熙收复台湾后,为纪念国家的统一,民间把“台”字在内的二十个钱局名简称组合成诗文铸在花钱上,挂在身上或帽上,起到吉祥厌胜的作用。

  民间传说,集齐铸有康熙二十个局名的钱币并佩戴在身上,便可以吉祥如意,除恶避邪保平安。外出经商的人,如果佩戴这组套子钱出门去做生意,可马到功成、万事亨通,并且具有“走夜路不招鬼”的神奇功效。

  由于这组套钱是由分散在全国各地的二十个地方钱局分别铸造的,所以很难凑齐,特别是“台”字钱甚为难觅。又因长期携带二十枚铜钱很不方便,于是民间匠人就把这二十个字集中刻铸在一枚钱币上,产生了一种“康熙二十钱局记地诗”花钱。这样既方便了人们的携带,又满足了人们祈求生意顺利、吉祥如意、除恶避邪的愿望。

  此风俗流传时间很久,直到清末甚至目前还有人在收集康熙二十局钱币,只是现在不仅是为了吉祥如意,更多的是为了收藏和欣赏。

  清代的康熙二十局花钱有多种版别,一种为圆孔,钱径45毫米,重22.5克,正反两面环铸20个钱局名;另一种为二十钱局“福禄寿喜”花钱,钱径45毫米,重30.03克,圆孔,其正面铸吉语“福禄寿喜”,背面铸二十钱局名。

  还有其它的版别,这里不作展开了。

  二、台湾统一与舟山放开海禁

  康熙皇帝是中国历史上一位雄才武略的君主,被后世称为“康熙大帝”,康熙14岁亲政,智除鳌拜,康熙二十年(1681)平定吴三桂、尚之信、耿精忠的“三藩之乱”,即着手解决台湾的统一问题。

  台湾于1624年以来被荷兰殖民者所侵占,1661年殖民者被郑成功打败驱逐,台湾光复。该年五月,郑成功病死于台岛,台湾由其子郑经和孙郑克塽相继统治。

  是时,清军入关已三十多年,随着形势的发展,加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巩固成了清廷的当务之急,康熙利用台湾集团分裂、混乱之际,即令水师提督施琅进兵台湾。康熙二十二年(1682年)闰六月,两军在澎湖接仗,郑军精锐丧失殆尽,郑克塽见大势已去,被迫率众投诚,登岸归顺,清朝收复台湾。

  二十三年四月,台湾设立府治,下辖台湾、凤山、诸罗三县,隶属福建省管辖。

  舟山群岛放开海禁,恢复人民自由居住和耕作,与康熙皇帝的统一台湾密切相关。

  明末清初,舟山群岛曾作为南明鲁王小朝廷反清复明的基地,顺治八年(1651年),鲁王在舟山群岛的基地被清军攻破。鲁王失败后投奔厦门郑成功。郑成功、张煌言战略上多次从福建沿海往北,侧翼攻击长江下游和大陆其它地区。顺治十五年(1661年),清廷为了肃清东南沿海地区的抗清复明势力,颁布了“迁海令”,迁徙鲁、江、浙、闽、粤等沿海居民尽迁内地,并立界离海40里,设界防守,所有民船尽皆烧毁,实行“粒货不许越疆,片板不准入海”的坚壁清野式海禁政策,违者罪死不赦。禁海断绝了义军的粮饷“接济”,义军“无所得饷”。

  康熙皇帝亲政之后,将舟山群岛的战略地位看得很重要,体现了其政治家的独特眼光。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台湾一平定,就立即着手沿海开放海禁事宜。二十三年,颁“展海令”,浙江巡抚赵士麟、定海总兵孙维统共同上奏朝廷《舟山展复事宜疏》,提议迁到大陆生活的舟山群岛各岛居民回迁,并召民屯田耕种,提出“舟山为宁郡藩篱,亟宜展复,设兵防守,请移定海总兵于舟山,统三营驻扎镇守”,得到康熙的批准。

  “舟山”是明朝对舟山本岛的称谓,清代总兵所在之“总镇”名称一般以驻扎地命名,因此从宁波府定海县(今镇海区)移镇到舟山岛,更名“舟山镇”。

  明朝建国时,宁波那时的地名叫“庆元府”,是南宋绍熙五年(1194年)光宗赵惇把小儿子赵扩的潜藩地“明州”升格的,为了避朱元璋的名讳,朱元璋采纳宁波读书人单仲友的建议:明州之名与国名同,故不宜恢复,以庆元府下属有定海县,取“海定则波宁”之意,更“庆元”为“宁波”,这一名称沿用至今。

  为巩固海疆,康熙二十五年(1686)五月,舟山镇总兵黄大来会同浙江巡抚向朝廷提出舟山群岛恢复设县之奏议。

  二十六年(1687年)五月,康熙皇帝以舟山之“舟”动而不稳,故将明洪武初以来管辖舟山群岛辖区的宁波府辖定海县名,移赐给康熙皇帝心目中地理位置更为重要、更需要“海定”的舟山群岛,刚更名3年的“舟山镇”又恢复原先的“定海镇”的名称。

  康熙题写“定海山”匾额赐给地方官,存续779年的原定海县改名为镇海县。

  对康熙皇帝来说,“定海总镇”军事机构所在理所当然设于定海县,且此总镇有“海疆安定”之寓意,其对地名的移赐是有考虑的。

  展复初期,官府号召确定展复岛屿的原住岛民百姓重回家园建设开发,发动甬、绍、温、台沿海居民来舟山群岛开荒种地,尽渔盐之利,其中迁来人口最多的,也是地理位置最近的原定海籍(时已更名镇海)人氏,也因舟山群岛的方言与宁波镇海基本一致,舟山群岛上无论大陆迁入的,还是原住的居民,他们原先是定海人现在还是定海人。

  三、定海港成为“万国梯航”的重要港口

  康熙二十二年平定台湾后,二十三年颁展海令,舟山群岛召民复垦,二十四年设置了包括浙海关在内的四大海关,按现在的说法是开放了沿海四大对外贸易港口。

  二十六年,舟山群岛设定海县,各方面条件大为改善,而且良好的定海港优势,使海外船只来往经过很是频繁,为方便征税,浙海关在定海港设立征收点,但仍感不便,因此浙海关衙门上奏朝廷,要求将浙海关常关(主机关所在地)移至定海县,由于牵扯到许多经济利益,浙江、宁波两级官员以种种理由反对,康熙皇帝力排众议,同意移浙海常关从郡城宁波移至定海。

  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浙海关终于移建到了定海,移建定海后,即在道头建造西洋楼(俗称“红毛楼”)作榷关征税办公之所,接待外来商舶。浙海常关衙门在定海迁址几次,但在之后的康熙一朝岁月里,仍长期驻设定海,定海港成为“万国梯航”的重要港口,西洋船只往来不断,贸易量大增,成为中国南北航道中心重要的进出口港口。

  四、康熙赐黄金千两恢复重建普陀山

  二十八年春,康熙南巡杭州,就赐普陀山修建黄金千两。二十九年(1690),康熙调蓝理任定海镇总兵并兼管理普陀山寺庙修复事宜。蓝理为修复普陀山作出巨大贡献。普陀两大寺和住持多次受到康熙的赐赠和接引及诗书答酬。法雨寺寺名即为康熙所赐。康熙三十八年,法雨寺的住持别庵性统受到了皇帝的接见,并下发“拆金陵旧殿以赐”的圣旨,把当时南京明朝故宫拆运至普陀山。九龙殿的琉璃瓦、雕龙柱磉和九龙藻井都是当时从明故宫拆移而来的。康熙四十三年御书《普济寺碑记》,可见康熙与普陀山关系也甚为密切。

  经过康熙、雍正两朝的恢复重建,普陀山成为整个汉族地区佛教四大名山的信仰中心。

  康熙通宝背“台”钱、康熙二十局花钱,是康熙帝统一台湾的历史见证,充分显示了康熙帝统一台湾后,政治、经济措施的有力,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清朝前期政权的强盛。舟山群岛的恢复和发展正是台湾统一之后,康熙皇帝的大手笔。康熙钱币铸造的文字正表明了台湾是祖国大家庭中的一员,充分表达了中华儿女对国家统一和繁荣富强的良好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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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斌 舟山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