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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潮人文丨普陀山: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聚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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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进入大航海时代以来,东西方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接触、交往和碰撞愈来愈广泛和频繁。普陀山作为唐宋时期“东亚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中转站,对外交往的历史很发达,自然成为近代来华西方人进行各种活动的舞台。本文按时间顺序列举了西方人对普陀山的认知进程,说明几百年前的普陀山不仅是我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东西方海上交通中心之一,更重要的还是一个对外文化和宗教交流的重要窗口。

1921年,拿着照相机的普陀山僧侣

清末法国出版的多宝塔明信片

外国人在普陀山海滩游泳

  一、西方人游记关于普陀山的描述

  随着新航路的开辟,东西方交往的自然屏障消失了。大批西方冒险家、商人、传教士、外交官、旅行者等,迫不及待地纷纷奔向这块东方新大陆。葡萄牙人作为大航海时代的先锋,他们是最早来到东方的欧洲人。

  1524~1548年(明嘉靖年间),葡萄牙人在舟山群岛的双屿港建立了全球贸易中心。 1545年,西班牙商人迪斯(Pero Diez)从文莱乘中国式帆船到中国东南沿海,首先游历了漳州、双屿和南京,然后到日本经商。他的朋友阿尔瓦拉多(G.D. Alvarado)在里斯本写了一封信。信中说:“这个迪斯在中国海岸见到一个小岛。上面有一个寺庙,内有30个教士。他们身着宽大的黑服,戴开口的帽子;寺庙的房子很好,教士的起居、饮食有规矩,不进血腥,仅食蔬果;禁止女子入庙。祭坛上供奉着一个他们称为佛(Varella=马来语Barhala)的女子的漂亮画像,她的脚下画了一些面目狰狞的魔鬼;属于什么修会、什么宗教不得而知。 ”

  中葡关系史专家金国平认为,这座岛上的佛寺或许是普陀山铁瓦殿,这是西方人首次考察普陀山。

  1793年,英国女王派特使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一行前往中国,企图与清王朝建立外交关系,开展对华贸易。随团画师威廉·亚历山大(William Alexander)在访华期间对中国各地风光进行了素描,英国铜版画艺术家阿罗姆(Thomas Allom)后来借用他的素描稿重新绘制了19世纪中国风情铜版画,于1843年出版《中国:古代帝国的景观、建筑与社会习俗》一书。书中有一幅普陀山佛寺的铜版画,描绘了依山而筑的普济寺:“气势恢宏,诸多清宫廷官员正在进寺拜佛,寺右还有一尊雕刻精美的大十字架。普陀山上曾有基督教痕迹这是罕见的,在现有的文史资料中,也找不到普陀山普济寺曾经有过基督教十字架的记载,这还有待于进一步考证。 ”

  马戛尔尼使团到过普陀山,具体行程现在已无从查考。当时,普陀山声名远播至南洋,英国人早就知道了,使团 副 使 乔 治·斯 当 东(George Staunton)在其所写的官方报告《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一书中说:“群岛之中有些引人入胜的地方,尤其是其中的普陀,被形容为人间天堂。这个地方是一个风景区,以后一些宗教信徒又去加以修饰。大约有3000个信徒在那里过着独身的生活。那里有400座庙宇,每座都附有住房和花园。和尚就住在这些房子里,寺庙的布施非常多。这个地方是全国闻名的胜地。 ”

  1838年6月,法国天主教遣使会传教士加略利(Joseph-Marie Callery)搭乘英国的商船到达浙江沿海地区,并在普陀山停留,企图北上进京,后被迫返回澳门。 10月26日,加略利在澳门给巴黎外方传教会神学院院长写信,详细介绍了他这次在中国海岸旅行的情况,这封信后来发表在他所著的《1838年中国海岸旅行记》一书中。

  到达普陀山之后,秀丽的风景和佛教的盛况深深吸引了加略利。“……随着我们在森林迷宫中前进,又有一大堆东西吸引了人的注意力,每时每刻都有新的美景展示在面前,诸多石刻把我们引向了遥远的唐、宋、元时代。那里有巨大的山崖、孤立岩石和堆得奇形怪状的峰岩,上面用打字写着本处之主神的名字。还有些地方建有供奉低级神的亭子。全部建筑都按最多种多样的形状而落成,可以透过树叶或面对昏暗山道而遥望。再远一些是许多自然形成的山洞、沟壑,这一切都可以使人联想到阿尔卑斯山的风景。最后是其水清澈见底的溪流,这说明我们已接近主寺中僧侣们的居住处了……”

  另外,福布斯( F .E .Forbes)的《旅华五年记》、都伯斯(H.C.Dubose)的《龙、偶像与恶魔》、福琼 (Robert Fortune)的《两访中国茶乡》等西方游记汉学著作中,都指出:中国佛教圣地除西藏外,普陀山该是最著名的了。

  二、来华新教传教士笔下的普陀山

  鸦片战争后,宁波被迫辟为“五口通商城市”之一,成了来华新教传教士的云集之地。舟山作为宁波的外港,也就成了与西方文化接触的最前沿。许多传教士把舟山群岛作为进入中国内陆的跳板和中转站,往来穿梭于舟山和宁波、上海、香港等地之间。传教士们在舟山游历和传教期间,与普陀山上的僧人、香客、隐士等进行了广泛接触,并撰写了大量游记、回忆录和信件,为我们留下了当年普陀山许多珍贵的历史文献。

  据《中国沿海三次航行记》一书中记载,1833年2月4日,德国传教士郭士立(Gützlaff)到达普陀山岛之后,上岸参观了庙宇,大殿里面巨大的佛陀和他弟子们的造像、观音造像,以及其他奇形怪状的偶像给他留下难忘的印象。这是西方新教传教士第一次描述普陀山。

  据《中国:现状与展望》一书中记载,1835年10月19日上午10点钟,英国传教士麦都思(Medhurst)一行到达普陀山,在岛上待了2天,其间参观岛上的庙宇,并考察岛上居民的佛教信仰。

  据《花国的蒙昧》一书中记载,1845年3月30日,美国传教士克陛存(Culbertson)到达舟山,其间逗留数日,曾去普陀山,于4月初抵达宁波。

  据《五口通商城市游记》一书中记载,1845年8月12日,曾任香港主教的英国传教士施美夫(Smith)从宁波出发抵达舟山,在定海住了一段时间后,于11月5日专程拜访普陀山。

  据《娄礼华在华回忆录》一书中记载,1845年10月21日,美国传教士娄礼华(Lowrie)动身前往普陀山,说“这是中国境内佛徒们最向往的地方了”。

  据《麦嘉缔在华回忆录》一书中记载,1844年6月19日,美国传教士麦嘉缔(McCartee)从香港到宁波的航海途中,曾在舟山停留数日,并去了普陀山。

  据《花甲忆记》一书中记载,1855年夏天,美国传教士、汉学家丁韪良(Martin)第一次到普陀山避暑,以后在宁波传教期间,他多次去普陀山避暑。

  据《在华岁月》一书中记载,1855年夏和1856年夏,美国传教士、翻译家倪维思夫妇(Nevius and his wife)两次在普陀山度假。

  据《舟山群岛游记》一文中记载,1875年9月,英国传教士、商人立德偕夫人(Little and his wife)一起乘坐“无畏号”游艇游历了舟山群岛,把普陀山比喻为“世外桃源”。

  另外,卫三畏 (Samuel  Wells Williams)的《中国总论》、艾约瑟(Joseph Edkins)的《中国佛教》等传教士汉学著作中,有不少关于普陀山风景名胜和佛教文化的记载。

  近代来华新教传教士笔下的普陀山是一个风景优美的佛教圣地。一方面从传教士的立场来看,基督教文化高于一切异教徒的文化。他们对中国人的信仰、社会风气、人们的行为方式等,凡与基督教义相冲突的东西,都加以否定和嘲笑。他们将中国人一切带有宗教意味的思想和习俗都称为“偶像崇拜”,将中国人认识世界的方式称为“迷信”,偶像崇拜与迷信的结合导致了使心灵堕落的可怕后果。另一方面,这些新教传教士对中国佛教及普陀山的观察与研究,比起明末清初的西方人的游记汉学著作大大前进了一步。他们自觉不自觉地使用比较宗教学的方法,将中国佛教作为一门学问来研究。他们对中国佛教的教义教理开始有了许多正面的评价,承认佛教中也有部分真理。不管他们最初的动机怎样,客观上都促进了普陀山佛教文化的西传,增进了中西宗教文化的对话与交流。

  三、近代西方人影像中的普陀山

  照相术在发明之后,很快就被西方人带入舟山,他们也拍摄了为数不少的普陀山老照片,这些洋镜头里的普陀山场景和人物,可以称得上是最直观的西方人眼中的普陀山形象了。

  普陀山佛寺最古老的照片,是著名的英国旅行摄影家约翰·汤姆逊(John Thomson)拍摄的。 1871年11月左右,汤姆逊从上海坐船到宁波,其间来到普陀山。 1898年,他出版了《透过镜头看中国》,今译《中国与中国人影像》,内有三幅普陀山的老照片,题名分别为:“普陀山寺庙”、“1875年,宁波和尚”、“1875年,普陀山寺庙入口”。汤姆逊1872年回国后,并无再次来中国的确切记载。而关于这两张照片的拍摄时间,后人的标注里却写着1875年。这中间似乎有所出入,有待进一步查证。

  1887年,美国海军上将、博物馆学家威尔逊·罗伯特·费尔特(Shufeldt Robert Wilson)考察普陀山,拍摄了普济寺、法雨寺等10张老照片。这些普陀山的照片包括第一个寺庙群的入口牌坊、第一个寺庙群的正面、第一个寺庙群内的石亭子、第一个寺庙群附近的宝塔、第二个寺庙群、第二个寺庙群的主殿、第二个寺庙群的侧殿、第二个寺庙群的御碑、普陀山岛海边、普陀山岛石桥。原注释中“First Group of Temples”第一个寺庙群应该是指普济寺。“Second Group of Temples”第二个寺庙群应该是指法雨寺。照片上的景物至今大多尚存,可谓是:“百年老照片,昔日普陀山,难得一见。”但景象惨淡,人影稀有,似乎此时的佛教圣地普陀山正处于衰落时期。

  1899年,法国博物学家阿尔伯特·奥古斯特·福威勒(Albert Auguste Fauvel)出版了法文版《舟山群岛》一书。全书正文共32页,手绘插图有11张,其中第1、5、9、21、25页共5幅插图,分别为普陀山海岸、寺庙、太子塔、永寿桥和香道。普陀山自古便是浙东一大名胜,就连百年前来到中国的西方人中也有不少曾慕名前来,于是便在无意中为今人留下了不少旧影。福威勒的手绘图画,其精美程度并不亚于老照片。

  1908年2月,柏林工业技术大学中国古建筑学教授恩斯特·柏石曼(Ernst Boerschmann)在普陀山上整整待了一个月的时间,对那儿的寺庙建筑进行了测绘和拍照,并且对于这些寺庙的历史也做了详细的调查。这可能是最早对舟山地区古建筑及其人文背景所进行的专业调查。柏石曼穿行于普陀山的各个寺庙,用精确的测绘图对建筑的各个类型加以直观的描述,用手中的相机,留下了一批珍贵的影像,同时掌握了普陀山建筑研究的第一手资料,并且了解相关的宗教和历史背景,对各种建筑所隐含的宗教和文化意义进行生动的叙述和诠释。1911年,鲍希曼第一部有关中国建筑的论著《中国建筑和宗教文化之一:普陀山》在柏林出版,这部论著里面共有112张涉及普陀山的照片,其中4张是柏石曼绘制的寺院建筑平面图,关于普济寺的8张,关于法雨寺的59张,关于佛顶山和佛顶寺的15张,其余的23张。

  1929年,中国人文地理的研究者和摄影爱好者费佩德(Robert Ferris Fitch)在上海出版了《普陀山旅行指南》,又名《普陀山游记》。这是一本影响深远的书,书中有十幅精美的照片作为插图。此外,费佩德还在《教务杂志》和《国家地理杂志》等刊物上发表了几十张其他有关普陀山寺庙和风景的照片。费佩德老照片的内容主要包括古迹寻觅、僧侣墓葬和神龛佛像,特别是一组4张照片摄于1910~1940年期间,反映普济寺的僧侣们“打水陆”、举办隆重的露天葬礼法事“送圣”仪式,展示了当时宗教活动的重要场景,非常难得。

  1908年,中国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之英籍帝师——庄士敦(Sir Reginald Fleming Johnston)来到普陀山,考察佛教圣地,为他研究佛教理论了解和搜集第一手基础资料。 1913年,他又一次走到普陀山,研究观音文化。同年,伦敦约翰·默里出版社出版了庄士敦的《大地众生成佛》一书,今译《佛教徒的中国》。

  书中有普陀山照片共24张,涉及普济寺和法雨寺,以及石刻、隐士、坟墓、古道、太子塔、观音洞及观音像等。对于老照片上所反映的景观,和今天我们看到的许多已经大相径庭,甚至有的已经根本不存在了。但它们让我们还能看到历史中的普陀山曾经有过的真实面貌。

  四、结语

  西方人的叙述和影像折射出中西方文化接触、碰撞和交流的时代痕迹,表达了历史的场景与社会集体记忆的传递。他们记述普陀山的文献、拍摄的百年老照片,本身就是重要的历史档案,为后世留存了一份宝贵的文字和影像财富。这种文献的意义在于它对东西方世界分别产生的重要影响。对于中国及舟山来说,它是普陀山地方史研究中重要的文献补充,对发掘和探寻普陀山近代以来的历史面貌和发展轨迹起到重要的作用;对于西方世界而言,它建立了近代西方人了解和认知普陀山的重要信息通道,搭建了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

  备注:本文系《普陀山近代海外文献选编》一书中的精华内容,该书由海洋出版社将于2019年6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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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洪 舟山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