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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山籍巨商朱葆三的成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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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舟山市徐正国博物馆馆藏中西印书馆在1924年出版的《上海著名人物实验致富术》,书中为鼓励青年致富起见,较为详细地介绍了致富方法44节和民国前期26个上海著名人物的成功史。其中排在第二位的是舟山籍巨商、中国近代上海工商界领袖、上海总商会会长朱葆三 (1848 ~1926)。

  文中开首提到:“上海人有不知韩国钧、何丰林者。而独无不知有朱葆三。上海商界有不知方椒伯、盛竹书者,而独无不知有朱葆山。其声名之远大普及可知矣。 ”江苏海安人韩国钧(1857~1942),在清光绪五年(1879)中举。先后任行政、矿务、军事、外交等职,曾任吉林省民政使。民国成立后,历任江苏省民政长,安徽巡按使,江苏巡按使、省长、督军等职。山东平阴县人何丰林(1873~1935),天津武备学堂毕业。 1912年后,任陆军第四师第七、第八旅旅长, 1913年为浙江宁台镇守使,封三等男爵。 1920年任淞沪护军使兼第6混成旅旅长。 1924年,任浙沪联军第1军司令。此两人在江浙军政界显赫一时,但名气还是朱葆三来得大。

  在上海商界,宁波镇海人方椒伯(1885~1968),1918年任北京东陆银行上海分行经理。后兼任四明公所及四明医院董事、上海总商会会董兼商事公断处处长,宁波旅沪同乡会会董、常务理事及会务主任等职。五四运动后,被推为“各公团联合会”会长。民国11年起连任两届上海总商会副会长。民国12年兼任宁绍轮船公司董事长、公共租界纳税华人会理事长。宁波镇海人、著名银行家盛竹书(1860~1927),1908年被推举为汉口商务总会议董,后任协理、总理。1911年任浙江兴业银行汉口分行总经理。1915年至上海,历任交通银行上海分行经理,浙江兴业银行常董,浙江兴业银行上海分行经理,上海银行公会第二、三、五届会长。担任中国红十字会议长、中国济生会经济董事、四明公所董事。还创办江浙渔业公会、镇海旅沪同乡会,担任会长之职。这两商界巨擎,与朱葆三一比,也是略逊一筹。可见葆三先生在沪上的声望之大。《上海著名人物实验致富术》一书中介绍朱葆三闯荡上海滩的经历简明扼要:“朱葆三名佩诊,原籍浙江定海,旋徙镇海,来沪时年只十六,初从叶澄衷公习五金业。朱葆山为人心思缜密,胆气豪放,能言人之所不敢言,发人之未敢发,尤长于交际。而于会计之学,亦甚有得。时虽年幼,已崭露头角。为一店所赏识,言于叶公,于年满后,即给以厚薪,使之佐会计之职,时朱君年尚十九也。以长于交际,故与各界多相识,信用甚著,而以精明有为之,故又为人器重,争欲揽为己用。”这一段文字言朱葆三到上海创业之始随宁波镇海庄市人、后任中国通商银行总董、著名的宁波商团先驱和领袖叶澄衷(1840~1899)习五金业,并受到叶澄衷的看重。朱葆三正是因为结交上了“五金大王”叶澄衷,在叶澄衷的提点下,他很快就在上海滩的五金业与叶澄衷并肩而立,成为了另一个“五金魁首”。

  朱葆三是十四岁到沪在“协记”五金器皿兼食品商店学艺当学徒﹐十七岁任总账房和营业主任﹐三年后升经理。 1878年,“协记”店主去世而关门歇业。他在上海新开河地区开设了慎裕五金店﹐同年﹐开设新裕商行﹐经营进出口贸易。几年工夫,年营业额一下子从几十万两上升到上百万两银子,轰动了整个上海滩。后在上海日商平和洋行当买办﹐并纳捐二品衔候补道。当时,定海《挖花调》唱词中便有“牛头朱葆三,平和做买办”,可见其影响之一斑。

  “及袁海观任上海道,慕其名,以重金聘司会计。朱君本其积年心得,大为擘划,信用益著。于会计外,不论大小政务,遇有疑难,辄与之商,而朱君亦尽心献替,多所赞助。其时沪人有谚曰,上海道一颗印,不如朱葆三一封信。其时,袁海观之信任朱君,与夫朱君之尽心为袁海观谋划,已可于此二语中见之。后袁海观去职,朱君亦随之而弃政界,专尽力于商业。 ”

  此节说了朱葆三与1901年调任上海兵备道袁树勋(1847~1915,字海观,号抑戒老人)的交往,袁树勋把保存“庚子”巨款全权委托给朱葆三,由其处理巨款存放生息一事,各钱庄银行对此均信奉不违。也点明了“上海道一颗印,不如朱葆三一封信”的典故由来。这是朱葆三信誉和地位的写照,而袁树勋在晚清官场中如鱼得水的状况,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也依赖于背后的朱葆三为他出钱出力。袁树勋后来一路飚升,官至江苏按察使、顺天府尹、民政部左侍郎、山东巡抚等……“后袁海观去职,朱君亦随之而弃政界,专尽力于商业。任平和洋行买办,并创设通商银行,宁绍公司,并纠合同乡,组织大规模之宁波同乡会。朱君心细才大,凡所谋划,罔不成功,盖其心细,故事前必多方策划,三思而后行。其才大,故临时从容布置,有条不紊。宁绍公司初办时,规模甚陋,自朱君精心经营后,业日以振,遂有今日之发达,而宁波同乡会之以有今日,亦皆出朱君之谋划也,且以朱君之信用,凡所号召,无不一鼓即成。而朱君亦日以富,自商店学徒以至今日,其家资每年加增,由千至万,而五十万,百万千万,为上海商界中首屈一指之富豪。法人信仰之,堆崇之,至特筑朱葆三路于法租界之东部,以垂不朽。其名誉之隆,更可不言而喻矣。 ”

  朱葆三是宁波旅沪同乡会主谋划之一。清嘉庆二年(1797),宁波人在沪创建殡舍,称为“四明公所”。清宣统元年(1909),慈溪人洪宝斋始集宁波同乡朱葆三等数十人谋划,创建“四明旅沪同乡会”于汉口路。不久,洪宝斋离沪,会务一度停辍。宁波鄞县人施嵋青联合同乡绅商钱达三(定海人)、朱葆三(定海人)等于次年4月复兴同乡会,并改名宁波旅沪同乡会。当时,施嵋青捐全部私产,并同钱达三、朱葆三、鄞县人孙梅堂、陈韵泉、陈蓉馆、镇海江南乡人(现为北仑区)谢蘅牕等人商量,捐资兴复,于次年,即宣统二年(1910)四月十四日,正式改名为“宁波旅沪同乡会”,设“事务所”(即会址)于福州路22号。宣统三年(1911)二月二十一日,在“四明公所”举行成立大会。公推李徵五为会长,虞洽卿、朱葆三为副会长。民国12年(1923),选举朱葆三、虞洽卿为正副会长,李徵五为理事长。

  1906年袁树勋调任江苏按察使顺天府尹后,朱葆三弃政界而专行于商业。朱葆三在1895~1911年﹐创办华安水火保险公司﹐又投资于英商鸿源纱厂﹑大生轮船公司﹑浙江银行﹑立大面粉厂﹑广州自来水公司等企业,还发起并参与创办了中国第一张全华资的综合性新闻纸——上海《新闻报》,并担任华董。历任中国通商银行总董﹑宁波旅沪同乡会会长﹑上海商务总会协理等职﹐天道酬勤,商道重信,终于成为上海工商界显赫一时的人物,被商界誉为“百变奇才”。 1915年10月,朱葆三当选为上海总商会总理,次年改称会长。此后连任三届会长,直到1920年8月止。 1924年,上海法租界公董局为表彰朱葆三为上海作出的杰出贡献,破例命名朱葆三创办的华安水火保险公司所在的靠近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天主堂路(今四川南路)的一条小马路为“朱葆三路”(今溪口路),来纪念他当时对社会做出的贡献。

  辛亥革命后﹐朱葆三任沪军都督府财政部长。任职期间﹐为筹措军饷政费﹐尽了不少力。此后﹐趁当时兴办民族工业的热潮﹐又先后投资于上海华安合群人寿保险公司﹑上海中华商业储蓄银行﹑龙华造纸厂﹑舟山电灯公司﹑河北柳江煤矿及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等数十家企业﹐成为全国闻名的大资本家。其间又历任上海总商会协理及总商会会长﹑全国商会联合会副会长﹑上海慈善救济协会会长等职。

  史料载:“五四运动爆发后﹐他以上海总商会的名义发电支持段祺瑞政府﹐反对上海工商学界罢工﹑罢市﹑罢课的爱国行动﹐受到舆论的谴责﹐被迫辞职。 ”而《上海著名人物实验致富术》一书则有不同看法,认为朱葆三此举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之举,有先见之明:“且朱君不特于商业上有远到之才,即于政事上亦多先见之明。当五四风潮发生时,巴黎和会适在进行,国人一致主张无条件收回青岛,并反对与日本直接交涉,必须在巴黎会议中向德国索回,声势汹汹不可遏止,稍有踌躇,辄以卖国加之,若大逆不道,即可弃市者。朱君时任上海总商会会长,独通电各界,主张对日直接交涉,索回青岛。当时虽大受沪人诟病,至欲以对待曹汝霖、陆宗舆、章崇祥之手段,移而对待朱君。函牍交弛,责难倍至。朱君亦不安于位,至辞职以谢国人。然青岛案最后结果,仍在华盛顿会议中,由施肇基、顾维钧与日本代表直接交涉索回,并非向德国收还也。而详细条件,且由王正廷在北京与日使直接交涉解决也。是日声势汹涌,一致反对直接交涉,至欲以手枪炸弹与朱君相见者,至是亦一转论调,赞成当局之得计,是可见朱君对国事实有先见之明。能言人之所不敢言,发人之未及发,非如随众逐流者之阿附时好,以博一时之称赞也。由大以见小,则其商业之兴盛,知其有由来矣。 ”可见,朱葆三没有支持罢工罢课,也是有缘故的。

  “由大以见小,则其商业之兴盛,知其有由来矣。朱君今年七十有七岁,精神仍矍铄异常,虽辞去一切职务,而各界以会长、董事诸尊称推举之者,仍不可胜计,盖取其年高德劭,足以领袖一方也。 ”晚年朱葆三从事慈善事业,曾创办上海时疫医院、岱山时疫医院﹐捐资修建南珍桥、祖印寺、定海会馆等,还捐资创办申义小学、定海公学、上海商业学校、同济医工学校、尚义学校、宁波益智学校等学校。

  朱葆三在各种危难情况下能左右逢源,化险为夷,为自身的经商事业发展创造了得天独厚的优势。《上海著名人物实验致富术》赞曰,“上海之言富豪者,必首推朱葆三,而叩其出身,则一五金店学徒耳。而其所以致此者,心思细腻,才气纵横,富于交际,以博人信仰;精于经营,以扩大规模;勇于任事,忠于职务,功业灿然,成绩焕如,而己身亦受其益。不然,今之为五金业学徒亦众矣,何竟不能出人头地,仍以五金店伙友终耶,是可知其故矣。有为者,亦若是出身高于朱君,或与朱君相等者,可以奋起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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